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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准在厦门湖里划出2.5平方公里土地作为经济特区；1981年10月15日，随着一声开山炮响，经济特区破土动工建设；1984年3月，中央决定把厦门经济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包括鼓浪屿，约131平方公里）。福建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从此开始了。
最高决策——一位老人把春天带到了这里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但改革要找一个试验区，开放要找一个窗口，现代化建设要找一个突破口，才能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探索路子。经济特区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提出充分利用邻近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福建省也提出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
1980年，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任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赴任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先后接见他俩，给予明确的支持。邓小平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当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关于设置经济特区的方案。当年10月7日，国务院批准在厦门湖里划出2.5平方公里土地作为经济特区，直属福建省政府领导；同月，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公司成立。
经过一年筹备，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在湖里出口加工区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破土动工建设。湖里，位于厦门岛西北角，东、西、北三面临海，港区开阔，水深不淤，海岸线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是建设经济特区的理想之地。据动工当天前往采访的厦门日报老记者游全章介绍，当时厦门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已经成立，主任由副省长王一士兼任，副主任有邹尔均等。至于启动资金，中央给了5000万元贷款，厦门自己拿出几百万元，就这样干起来了。
在游全章的记忆中，破土动工的地方，大约就在现在的华美卷烟厂和厦华电子有限公司一号厂房这一片土地。那是一个小山丘，东北高，西南低，上面种了许多地瓜、花生。他说，虽然当时拆迁赔偿款很少，但村民们听说是建特区，都十分支持。
一步一印——地瓜地里开始描绘未来
对厦门经济特区建设伊始的情景，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李开远记忆犹新，他至今仍保存着1981年10月2日拍的一张照片。
那天，当大多数厦门人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时，迎着晨曦，有几个人却在当时还是一片地瓜地的湖里忙碌着。而正是这几个忙碌的人，在地里展开的规划图上描绘出了厦门的未来。李开远说，那天清晨的风已有些许凉意，但在一片荒地上铺着图纸规划着厦门湖里工业区未来的王一士、邹尔均，还有总工程师欧阳谦，他们身着单衣却丝毫未觉寒冷。因为他们的心是火热的，他们正在历经的是他们等待已久的。
李开远说，那时厦门湖里区还是一大块荒地，除了地瓜地就是梯田。放眼望去，没有任何一座建筑物。他记得拍这张照片时，王一士、邹尔均等领导讨论工作是在一片地瓜地里进行的。现在的人可能都想象不到，当时他们到地瓜地里实地考察工作时，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竹棍，因为那地里常有老蛇出没。
在这之前的几个月，王一士还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他完全没有想到学习结束后，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会要求他到厦门去担任特区管委会主任。王一士说，他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不但是他，全国也没有人担任过特区的工作。实事求是地说，他当时真的还是似懂非懂，同时心里还有些担心，怕自己完成不好组织交代的任务。
湖里出口加工区正式动工之后，厦门为了构筑良好的投资环境，在抓紧湖里出口加工区开发建设的同时，着力加大航空港、海港、通信、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几年内相继建成了高崎国际机场、东渡码头、程控电话，解决了供电、供水和道路交通等许多紧迫问题，投资环境日益完善，一大批国内外客商纷纷前来厦门投资兴业。
2.5到131——春天的脚步迈得更宽了
1984年2月7日，80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之后，来到厦门。陪同的有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邓小平先跟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打了招呼，说主要是来休息的。
那天晚上，王震请项南一起吃厦门线面，席间问项南：“你跟小平同志汇报过没有？”项南说：“他是来休息的呀！我不好打扰。”王震用了激将法：“怎这么死脑筋？主动跟他说一说嘛，大概是你没有什么问题要向他汇报吧？”“要汇报的问题太多了。”项南说，“最主要的是，厦门特区太小，只有2.5平方公里，即使搞成功了，意义也不大。”
王震问项南有什么想法，项南说：“我们省委所有同志都认为厦门全岛都应开放。”他告诉王震，厦门全岛131平方公里，比香港本岛大了近一倍。厦门四面环海，办特区，是天然的屏障。再者，厦门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距金门最近处只有1000多米，开放厦门，有利于与台湾“三通”，就对台工作而言，任何一个特区都没有这样的优势。
王震听了非常兴奋，说：“这个意见很重要，你得赶快跟老爷子汇报呀！”
1984年2月8日，邓小平和王震一行，在项南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厦门东渡港码头。项南边走边汇报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除了这个码头之外，我们还向科威特争取到低息贷款，修建了国际机场。”邓小平赞许说：“利用国外低息贷款，这个办法好。”稍后，邓小平明确无误地表示：“我们的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听了这话，项南的心里更有底了。
接着，邓小平和王震一行乘“鹭江”号游艇游览鼓浪屿。登艇后，待邓小平在舷窗旁坐定，王震让出了自己的位置，要项南坐在邓小平的身边，项南欲推辞，王震含笑大声说：“是我向他汇报工作，还是你向他汇报工作？小平同志耳朵背，你应该坐过去。”
项南于是坐到邓小平身边，摊开了早已准备好的厦门市区地图，汇报了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对厦门特区和对台工作的一些设想。
听后，邓小平问王震：“王胡子，你说行不行？”
王震说：“我完全同意。”
邓小平说：“我看好，没啥子危险。福建应该多做点台湾工作。”
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特区管委会二楼厅堂里，挥毫写下13个大字：“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一阵更加温暖、更加激人奋进的春风正迎面而来。邓小平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在他的直接推动下，同年3月，中央决定把厦门经济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包括鼓浪屿，约131平方公里）。同年5月，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合并，原特区（湖里）正式定名为湖里工业区。这，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星火燎原，沧海巨变，一个老人在海峡西岸画的这个圈，如今焕发出旺盛生命力，成为中国沿海一颗耀眼的明珠、改革开放的精彩缩影。
改革开放是特区之魂——访原厦门市市长邹尔均
1981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者在地瓜地上铺着图纸规划厦门湖里工业区未来。 李开远 摄于1981年
“我是带着一个大问号到特区工作的”，邹尔均毫不掩饰当年自己对办特区的困惑。1981年9月26日，在革命老区龙岩工作了32年的邹尔均，被时任省委书记项南找去谈话。邹尔均坦言，突然被调去厦门办特区，自己很是惊诧，思想上没有丝毫准备。10月4日一到厦门，他就将自己的问号提了出来。而首次“零距离”接触特区，他看到的情景更加困惑：在湖里，一片荒芜的丘陵地上，几头水牛在悠闲地吃草。
“没多久，我得到消息：10月15日，一个规模不小的香港记者团要来厦门采访特区建设。”邹尔均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很着急，这样一块荒芜地，怎能向海外传递特区建设的信息？于是，他马上找来几个工程师，在初步规划的基础上划了三个标高，将9个丘陵平整成能够办工厂的场地。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香港记者到来时，只见一大堆挖掘机、推土机在不停忙碌着，场面十分火热。“随着一声炮响，厦门特区建设就此拉开大幕了。”谈及当年这一难忘的历史性时刻，邹尔均依旧难掩激动之情。
“经济特区是为改革而生。改革是特区之魂，特区最大的使命是改革。如果不改革，就不可能趟出一条路子。”历经特区建设风风雨雨，27年后的今天，这位曾经带着“大问号”到厦门工作的“老特区”无比坚定地说。
“特区建设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没钱”，邹尔均说，光开发湖里2.5平方公里就需要3至4个亿，而中央当时只给厦门5000万元贷款。正在苦恼时，来厦考察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及时指示说：国家建设也可以向国外借钱，在资金使用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就冲着这个精神，我们开始向国外、向香港借钱。”邹尔均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们：湖里是建发公司与香港中银集团合作组建联合发展公司，由中银集团注入资金开发的；机场建设是向科威特借的钱；东渡港口建设是向世界银行借的钱；就连水、电、通讯等统统都是借钱搞起来的。
“在资金使用上同国际接轨，这就是改革。”邹尔均说，通过举债搞基础设施建设，厦门逐步摆脱了投资硬环境落后的局面。
20多年来，特区改革创新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过。邹尔均介绍说，厦门当时几个对计划经济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动作还包括：1987年，将8个工业局全部撤销，少了“婆婆”的国有企业有了更多更大的自主经营权；率先取消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大胆把农业推向市场；让国有集体企业享受外资企业15%所得税的低税率，放水养鱼……
厦门经济特区从特定意义上说，是因台而生。邹尔均动情地说，中央十分明确，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是为了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另一个部署是发展东南经济。“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央赋予厦门经济特区的两大任务。”
然而，在早期，很难开展对台经济交流，只好通过香港、新加坡及第三地与台商接触。经香港汇丰银行牵线搭桥，台商高新平先生在厦兴办了第一家台资企业三德兴公司。1987年底，台湾对大陆政策有所松动，开始允许台胞到大陆探亲访友。“我去不了台湾，就请高先生当特使，到台湾介绍厦门的情况”。不久，高先生带来了50位台商，这也是第一波考察厦门的台商。
“大家都喜欢用‘窗口’、‘试验田’、‘排头兵’来形容特区，说的就是特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邹尔均说，按照中央部署，特区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东南经济。“这是当时我们最伤脑筋的事。特区缺资金，辐射能力不强，如何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呢？”
1986年，邹尔均与时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的李秀记带领一个考察团，到广东取经，寻找办法。广东之行直接催生后来的“投洽会”。通过办“9·8”，厦门非常有效地提升了知名度、服务水平，大大吸引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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